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國家第一時間向各地參加疫情防控單位發放用于預防、控制新冠肺炎的抗疫物資，就抗疫物資性質而言，它屬于國家撥發的用于預防、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救災、優撫、救濟等款物，2003年5月“兩高”《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四條規定，將挪用抗疫物資行為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定罪處罰，從司法解釋角度將該法益納入刑法一體化保護。
實務中，關于抗疫物資管理使用中涉及的刑事犯罪，不僅只有挪用特定款物犯罪一罪，如果犯罪主體身份涉及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同謀等，具體認定的罪名就有所不同。本文以抗疫物資管理使用為切入點，對有關行為可能涉及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資金罪、貪污罪進行詳細分析。
抗疫物資管理使用領域有關罪名認定
從有無身份者共謀角度分析。特定款物的管理權并無特定身份限制，這里就涉及有無身份者共謀的共同犯罪問題。
第一、有身份者指使、教唆無身份者挪用特定款物的。根據共同犯罪原理，教唆他人犯罪的，以他人實施的被教唆罪定罪處罰。國家工作人員指使、教唆無身份者挪用特定款物的，因國家工作人員并未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不能以挪用公款罪從重處罰，所以，此種情況，只能依據無身份者挪用特定款物罪以共犯處理。
第二、無身份者教唆有身份者利用職務便利挪用特定款物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挪用公款給他人使用，使用人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共犯處罰。該解釋實質上屬于注意規定，強調共同犯罪情況下，無身份者入罪處罰的情形。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挪用特定款物歸個人使用，以挪用公款罪從重處罰。有身份者基于法律明文規定進行從重處罰，對于與有身份者同謀的無身份者來說，根據共同犯罪原理，可以將無身份者納入本罪打擊范圍，但無身份者不具備法律從重處罰的身份要件，不必與有身份者一致進行從重處罰。
第三、有身份者收受賄賂后挪用特定款物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賄賂構成犯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筆者認為根據法律解釋合理性原則和刑事打擊一致性原則，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后挪用特定款物的，應當參照該解釋的規定。無身份者通過行賄與國家工作人員共謀挪用特定款物，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后與無身份者共謀挪用特定款物，手段行為構成行賄罪（受賄罪），目的行為構成挪用公款罪，根據刑法理論屬于刑法總則規定的牽連犯，但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實行數罪并罰，屬于法律擬制。筆者認為，行賄罪與受賄罪屬于對合犯，按照上述數罪并罰規定，行賄者同樣應以行賄罪和挪用公款罪數罪并罰。
從主觀目的非法占有性和非法使用性角度分析。從犯罪主觀方面看，行為人針對抗疫物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和改變用途挪作他用目的區分，主觀目的不同，處理亦不同。
第一、抗疫物資管理使用單位改變抗疫物資特定使用用途的。如果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應以挪用特定款物罪追究單位直接責任人員刑事責任，立案標準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八十六條列明的五款相關規定。
第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將本人管理、保管的抗疫物資挪作個人使用的，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應以挪用公款罪從重處罰。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特定款物中有些屬于一次性不可重復使用物品，一經挪用，則無法恢復使用功能，例如一次性醫用口罩、防護服等物品；有的則可重復使用，例如紅外線溫度檢測儀等。筆者認為，根據防疫特定款物使用效能，對于一次性使用物品，挪用行為實質上是非法占有并使用行為，應認定主觀非法占有性，以貪污罪處理更為妥當。
第三、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將本人管理、保管的抗疫物資非法占為己有，貪污特定款物的，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定，貪污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等特定款物的，達到數額較大的，應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鑒于貪污客體屬于防疫特定用途，行為人貪污此類款項，可能影響專項工作，或者影響特定人生活保障，相對于貪污其他財物，行為人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更大，雖然司法解釋沒有規定貪污特定款物罪從重處罰，但《解釋》第一條規定：貪污一般財物數額在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屬于“數額較大”，而貪污特定款物的，數額達到一萬元以上，即達到“情節嚴重”標準，貪污數額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特定款物決定了罪與非罪的界限，所以該解釋實質上已經蘊含從重處罰的理念。
防疫補助資金的性質認定與有關定性分析
根據財政部、國家衛健委《關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關經費保障政策的通知》的規定，由中央財政對一線防疫醫護人員按照每人每天300元予以補助；對其他醫務人員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每人每天200元予以補助。對于該補助款項是否屬于防疫特定款項，司法實踐有一定爭議，有觀點認為該補助類似于加班費，不屬于疫情防控特定款物。筆者認為，該補助雖有一定加班費屬性，但從法律角度看屬于疫情防控期間特定的加班費，發放依據和標準均不屬于常態化政策，屬于特別規定事項，應納入疫情防控專項資金范疇，所以，對于補助款的管理使用涉及犯罪的，應按照上文原則處理。
我國疫情防控尚未結束，關于抗疫物資管理使用的思考仍在繼續，應以前瞻性眼光精準預測犯罪類型、精準開展犯罪預防、精準識別犯罪性質、精準打擊涉疫物資犯罪，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保障。（馬佳麗）
